文 / 齊善鴻、王毅久、王雅楠

毫無疑問，人類不是低級動物，因此，除了極少數本能行為之外，人類的絕大部分行為都是由特定認知所驅動的。當某種認知體系化、系統(tǒng)化成為一種理論形態(tài)時，對相應行為就會有起到更強大的驅動作用。因此，在中國企業(yè)學習西方管理四十年后的今天，運用中華商道智慧突破西方經濟學所框定的狹隘利益模式，繼承和發(fā)展出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商道智慧，將會給中國式企業(yè)管理帶來巨大的力量和無窮的發(fā)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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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企業(yè)利益模式?：從“老子”到“亞當·斯密”

兩千五百年前，中國哲學界的巨擘老子在《道德經》中說：“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兩千多年后，英國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發(fā)出了“斯密之問”：是一心一意謀私利，還是追求“值得愛”（Lovely）的道德？

西方經濟學將企業(yè)定義成“經濟組織”，是因為企業(yè)中發(fā)生的主要活動就是經濟活動，追求的就是經濟性謀利。加之經濟活動與經濟利益對人類生存發(fā)展所具有的基礎性和推動性作用，人們將生命中的大部分時間與精力都投入其中，并且樂此不疲。

然而，人們很快就發(fā)現，人類的行為是有多元價值和目的的，根本就不存在純粹的經濟行為。西方經濟學奠基人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一書中提出了“經濟道德之問”，就是被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稱為“亞當·斯密之問”的經典發(fā)問：人到底是應該響應“看不見的手”的召喚去一心一意謀私利，還是應該響應《道德情操論》的號召去追求道德？這樣一個二選一的問題，困住了許許多多的人。一心謀私利？似乎感覺有些偏頗，但它又如同有魔幻般的力量控制著人的認知與行為。一心追求道德？貌似正確，也無法公開反駁，但心底又會有莫名的不甘與缺失…… 

實際上，若能讀懂老子《道德經》中“非以其無私邪？故而成其私”的玄妙邏輯，或者靜心領悟亞當·斯密所說的道德真意，可能就會突然間豁然開朗：道德，既不是滿足自己情感訴求的方式，更不是對自私日久后心靈寂寞的一種安慰，而是一個理性人的最佳、最久和自身良性疊加的高級自利邏輯的選擇，一種屬于人類靈性的智慧標志。

隨著人生閱歷的增加和自身心靈能力的提升，有人發(fā)現了斯密思想的一項重大貢獻——除了“看不見的手”和“道德情操”這樣的大概念之外，斯密思想邏輯中最具價值的智慧貢獻，是他區(qū)分和澄清了“self-interested”（自利）和“selfish” （自私）這兩個常常被人混為一談的概念。簡單而言，自私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謀利行為，不考慮別人的利益。自利則不同，盡管依然是優(yōu)先考慮自己的利益，但是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也愿意幫助別人；若是一點小小的犧牲就能對別人有很大的幫助，盡管心中依然秉持“我是個自利的人”，仍然愿意做出那樣的犧牲。也就是說，一些原本自私的人會發(fā)現，“做個好人”是追求個人綜合利益時必不可少的部分。

由此可見，即使是將道德看作一種高級理性選擇，它仍然是被當成了自私的工具，與亞當·斯密所說的道德本質不符。亞當·斯密的道德實際上是鑲嵌進、融入到自利邏輯中的一種讓自己的心靈愉悅的精神力量。關鍵是，這自私和道德兩種力量相互作用，有正強化作用。這兩種相互融入又似乎相對獨立的力量，如同中國文化“陰陽太極圖”中陰陽一般，此消彼長，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相互促進，構成了個體生命最美妙的圖景。話說到這里，我們似乎看到了人類智慧的一種歸宿——一切人類的智慧最終都將歸于客觀大道！

人類既有物質需求，也有精神需求。當這兩種需求得不到均衡的滿足時，心智就會出現躁動甚至扭曲。對企業(yè)內部管理而言，唯有兩種需求能夠得到持續(xù)不斷地、均衡地滿足，企業(yè)中人的行為才可能是正常和健康的。在中國人樸素的心智模式中，人生的一切可以概括為“做人與做事”，“做人就是做好事，做事就是把人品做成產品”。古老的中華文化智慧，早就提出了“義利相生，以義生利，以利證義，義利互轉”的中華商道準則，向世人展示了一種“綜合利益生態(tài)”模式。這一切，無不彰顯著物質經濟與精神道義兩個維度的有機結合和相互作用。

縱觀獲得良好發(fā)展動力的企業(yè)，會發(fā)現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超越了自私，走上了如同陰陽太極般的主觀自利與客觀利他并最終達到自利利他自動融合的境界。在我國，從國家計劃主導的單純的生產模式，到主動契合市場需求提出“顧客是上帝”，再到“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進而升級到“只有滿意的員工才會有滿意的客戶，只有員工與客戶的滿意才會有股東的滿意”，越來越多的企業(yè)家隱隱約約感受到，不能堅持做人的“以人為本”和做事的“以道為本”，無法做出可以長期健康發(fā)展的企業(yè)。

如果人們都自以為聰明地為自己謀劃利益，彼此就成了相互惡爭的天敵。這不就是西方博弈論中無解的“囚徒困境”嗎？值得慶幸的是，中華智慧能夠破解這一“心智困境”。

被譽為“商圣”的范蠡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軍事家、謀略家、經濟學家和道家學者。范蠡雖出身貧賤，但博學多才、文武雙全，曾被拜為上大夫、相國，以其卓越的智慧輔佐越國勾踐完成了“興越滅吳”的壯舉，并被封為上將軍。令許多人不解的是，范蠡功成名就之后選擇了急流勇退。在其后續(xù)的人生中又創(chuàng)造了商業(yè)的奇跡：三次經商成巨富，三散家財成圣名。因其“忠以為國，智以保身，商以致富，成名天下”，被后世尊為財神、商圣、商祖。這不禁讓人疑惑，像范蠡這樣的悟道之人，到底洞察到了什么樣的“利”？難道他們真的悟到了老子所說的“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的商道玄機？

在中國近代史上，實業(yè)救國的企業(yè)家張謇，是實踐中華商道的另一個典范。張謇是中國棉紡織領域早期的開拓者，主張“實業(yè)救國”“父教育，母實業(yè)”，在南通興辦了一系列文化教育事業(yè)，開創(chuàng)了近代較早的工業(yè)區(qū)，也使得南通成為我國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yè)基地之一。張謇一生創(chuàng)辦了二十多家企業(yè)，三百七十多所學校，為中國近代民族工業(yè)的興起、教育事業(yè)的發(fā)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被后人推崇為商業(yè)上的悟道得道之人。

無論是范蠡，還是張謇，都是中華商道“大義道商”的代表，是將自我、經濟、實業(yè)與國家民族命運聯(lián)系在一起的人，是對民族進步與發(fā)展做出過巨大推動作用的有道之人。對他們來說，所謂的“利益”，早已經超越了“利自益己”的狹隘模式，從“專門利己”的“小我”走向了“大愛利眾”的“大我”和“奉獻自我”的“無我”境界。這種超越了世俗之利的人，定是發(fā)現了人生之利終極秘密的通透者，定是從“小我”到“無我”而完成了“超我”攀登的悟道者。這才是真正的中華商道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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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突破利己，才能走進無為

兩千五百年前的老子，在《道德經》中闡釋了一個重要的概念“無為”。后世之人參悟不斷、爭論不休，客觀上促成了如戰(zhàn)場上的兩軍陣列：一是無為之圣，二是有為之眾。

世俗生活中的企業(yè)管理者與領導者，絕大部分追求和使用的是基于主觀認知和自我謀利的“有為模式”。從管理成為科學近百年來美歐實踐者及學者的持續(xù)探索中可以看到，每一次科學進步都會帶來管理與領導效率及綜效的提升與優(yōu)化，同時也可以感覺到每一次進步似乎都是不徹底的，只是對舊有的“有為模式”的修修補補。關鍵是，修補后的效果往往不持久，一段時間之后又要開始新的修補。這一過程看似是一種思想的探索與進化，但本質上來說，仍是對舊有模式的一種維護，并沒有找到這種“有為模式”的真正“病根”。

西方管理學中的各種領導理論，在實踐檢驗中也不斷地花樣翻新，新的學說層出不窮。概括起來，領導理論主要有三個典型的研究方向，即領導特性理論、領導行為理論和領導權變理論。被譽為現代管理學鼻祖的彼得·德魯克認為：“領導就是創(chuàng)設一種情境，使人們心情舒暢地在其中工作。”斯蒂芬·羅賓斯認為：“領導就是影響他人實現目標的能力和過程 。”管理學者對領導的表述，似乎從理論構思走向了企業(yè)具體的實踐活動，但管理學者的理論使命，那種“出乎意料、出神入化、出其不意”般的理論魅力又在哪里呢？

圣人關于管理與領導的智慧，幾乎都聚焦在“無為”這樣一個十分奇妙的 “奇點”和“支點”上。似乎從這個“奇點”就能生發(fā)一切，通過這個“支點”就能撬動一個龐大的系統(tǒng)。這樣的觀點常常令努力作為的人一頭霧水，但圣人斬釘截鐵地宣示：有為法是無常之法。如《金剛經》中的偈子所云：“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中國最早的哲學家老子在《道德經》中多次提及“無為”：“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 “是以圣人無為，故無敗；無執(zhí)，故無失” “為無為，則無不治”。

在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中，道釋二家的“無為”猶如天人的高智能程序，走到了“有為”的反面卻發(fā)現了“有為難達”的“無為自達”的玄妙境界：無為而無不為。歷史上的“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則帶著更多世俗的煙火氣息，也是大部分追求作為的人體驗到的“痛并快樂著”這種近乎奇葩式的感受。深入研究歷史上那些創(chuàng)造了奇跡的領袖不難發(fā)現，真正的領導智慧不僅能創(chuàng)造出奇跡，還是一種能帶來愉悅體驗的精神境界或靈智體驗，一種真正的道德力量。

圣人是修行悟道的人，其智慧之玄妙像是從天際垂下的一幅美麗的神奇畫卷，引得歷史上“無數英雄競折腰”。對普通人來說，這是一種可望而不可及的至高境界，因疑惑難達而讓人生出無力感，但對進入或是創(chuàng)造了這種境界的圣人來說，也許這才是人生的真相。

實際上，圣人的“無為領導”智慧不僅是在渲染其美妙的美學畫卷，更是直接將入妙的法則直白地告訴了人們。

第一法則：從理到道——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從自我的主觀之理走向所面對的客觀之道，最終呈現出相對于自我主觀的客觀的他人或者事物之道理，這是那些創(chuàng)造歷史的有道之人走過的心智歷程。

第二法則：從有到無——老子說“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重“有形”而必被“有限”所困，故而進入不了“無形與無限”的世界，這是人類萬般努力卻難以掙脫困境的根本。

第三法則：從冥思苦想到心靜如水—— 老子說“致虛極，守靜篤”。人們一直在努力思考，圣人們卻發(fā)現了遠遠高于主觀思考的客觀大道的智慧境界。似乎，當意識停滯時，世界的一切玄妙都會像畫卷一樣呈現在人們眼前。

第四法則：從苦心算計到至善合道——老子說“上善若水”。雖然善良也是世俗社會中的重要道德法則，但悟道之“上善”將世俗中的交易型善良升級成“至善普照”的光明智慧。這樣的光明能夠消除人心底的黑暗。當心中自我、自私的黑暗消失時，人間還有什么問題？達到上善智慧的人，能感受到一切因自我和自私產生的問題都自動消失了。

第五法則：從“為我”到“無我”——老子說“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讬天下”。以“小我”來“為我”，這是最為典型的邏輯困局，也是人們一直難以破解的“大患邏輯”。偉大、神奇、真理與智慧都來自自我奉獻和奉獻后生命進入的高維智慧。

第六法則：從使用個人有限智慧到使用萬物眾生規(guī)律的大道力量——老子說“無為而無不為”。大多數人習慣用自己有限的知識和智慧去努力追尋，直至精疲力竭、茫然無措。這其實犯了一個最經典的錯誤：以有限博無限。

第七法則：從處處競爭直至惡爭到不爭而不可爭——老子說“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習慣了競爭的人往往會對老子的思想產生疑惑：“不爭”與“躺平”的人到底有何區(qū)別？難道這就是進入生命高維的門徑嗎？在眾人猶豫不前時，悟道者遵循“持續(xù)自勝而不與世俗相爭”的哲學，進入到了世俗眾生難以企及的境界。

第八法則：從自私自利和惡爭的“囚徒困境”走向自在逍遙——老子說“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答案最終出現了，一切都要看是否合于天道之“利而不害”的法則。這里的“利”不是利自己，而是利相關的一切。玄妙的是，正因為如此，主體個人的綜合利益進入了一種良性的生態(tài)循環(huán),從所遇皆是惡爭天敵的“小我模型”升級到了“所遇皆是助手”的高維境界。毫無疑問，圣人是悟了道的人，圣人的作為自然就是“道為模式”，也就是“無為模式”。天地間事事皆是道，道又是天地間最強大的力量，故而圣人無需去與世俗開展低維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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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信仰：三位一體的綜合價值生態(tài)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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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上述無為智慧法則進行本質性提煉之后發(fā)現，其蘊含的內在邏輯是“自利+道德+情義”的三位一體的“綜合價值生態(tài)群落”模式。

老子和斯密式的利益模式澄清了許多人對“利益”的誤解：追求自我利益不等于自私。要讓自利和利他緊密相連，將萬千種不同的利益形態(tài)自動組合成“綜合利益生態(tài)”。這就是“利益之道”，這就是“利他”與“自利”自動聯(lián)通，也就是“道德”“友誼”與“利益”三者自成的良性生態(tài)。

在現實世界中，沉迷于追求經濟與物質利益的人，無事時將道德作為觀望與品味的“精神糖果”，遇事時則看作需要堅守的人性底線。實際上，這是將“道德”矮化成了一種精神安慰劑。

在《道德經》中，老子給出了中華文化關于“道德”的最為經典的闡釋：“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這是老子對中華文明最大的貢獻，也是對人類心智與利益的重要啟迪。理解和參悟老子的這一智慧深度，直接決定思考和心智活動的時空維度與人格高度。當人們沉迷于自我、物質利益和眼前利益時，對“悟道而明了一切真相”這樣的境界往往是不解甚至不屑的。等到人生經歷對低級心智進行了摧毀或提升，在被修理和主動修行中悟道時，則會沉默不語，重新整理和凝練著自己的“綜合價值”“利益生態(tài)”與“利益之道”。

縱觀歷史、反觀現實，處處充斥著“利益的狹義化”和“從‘利益’退化到‘利害’”的世俗價值困境。人們都很熟悉關于利益的兩個經典錯誤命題，一是“人性是自私的”，二是“人間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之所以有這樣的宣言，是因為錯解了人性，沒有悟入自性“本自具足”的境界以及利益與友誼的道德智能化自我強化的模式，理直氣壯地對作為一個整體和系統(tǒng)的人生價值進行肢解，帶來價值局限性甚至反面效果。人們本能使用的“自我辯護”手法再次大顯身手，又發(fā)展出了可以“消腫止痛”的宗教文化與迷信崇拜。

不要說世界上只有利益沒有朋友，有了良性的利益，就會有真誠而熱烈的情義；一旦破壞了情義，就會破壞自己的利益。道德基礎上生出來的自利與情義會進入一種價值耦合狀態(tài)：為了自己真正的良性利益，必須遵守道德，必須保護和加深情義；如果因為私利而違背了道德并破壞了情義，就會損害自己的利益，最終導致自利、道德、情義三者皆失。如此看來，在老子的“道德信仰”模式下，人的經濟/物質利益和情感/精神利益實際上就組成了一個價值的生態(tài)群落，共生共長。

此外，周圍的觀眾不是簡單的圍觀者，而是“三位一體”的潛在伙伴。當某一方破壞了這樣一種利益與情義的良性循環(huán)模式，其信用缺失就會被圍觀者確認，在后續(xù)要想恢復，需要付出更長的時間和更大的代價。這就是價值連帶與價值擴張的“漣漪模式”：好的作為如同蓮花盛開，壞的行為傳遍千里。

在老子斯密的價值模式中，高級自利的人生，一定是利益共生的，是有道德堅守相伴的，是由情感與精神提供溫度的；一定是清晰、堅定、默契地在雙方相關的物質、財力、道義、立場、聲勢等一切所需要的方面實施著單項的堅定付出的。一定是在后續(xù)的過程中形成彼此的默契并得到正向的連續(xù)強化的。人類所追求的價值，實際上可以統(tǒng)整成為一個中華價值道德模式——“自利+道德+情義”的“三位一體”模式。企業(yè)和個人追求的是一種綜合價值模式，工作關系不再是庸俗的相互利用關系，而是以“三位一體”為根基的超越血緣的親人關系。達成這樣一種關系的過程是修行，企業(yè)或者組織因而具有了“修行道場”的性質與功能。

有人曾問：悟道而有信仰的人會貪財和受賄嗎？悟道者反問：你會像小偷一樣把自家的財寶悄悄地藏進自己的衣袋嗎？由此可見，貪財受賄者，必是困于小我的“自囚者”和“心窮者”，因此才有了荒謬的你我之分別。一旦悟道，人人皆是自己，所有一切皆可用；自己歸屬于天下，天下也歸屬于自己。這就是中華圣人所悟商道的真諦——本自擁有，不求占有，一切過手，終將自由。

事實上，百年前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F.W.Taylor）開啟的科學管理時代就已經有了這樣的苗頭，只是囿于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限制才未能實現。在他的年代，管理思想對企業(yè)和企業(yè)領導的定位模式中暗含著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企業(yè)的所有權是老板的，其他人員都是職員，或者叫做“打工者”——雙方存在固有的矛盾關系。泰勒可以說是個天才般的人物，他敏銳地察覺到當時企業(yè)管理中領導與員工關系中存在的這種“硬傷”，提出了科學管理理論，不僅將科學化、標準化引入管理，更將科學管理定義為一場思想的革命。科學管理理論認為雇主和雇員的利益是一致的，因為雇主追求的不僅是利潤，更是事業(yè)的發(fā)展，而事業(yè)的發(fā)展不僅會給雇員帶來較豐厚的工資，更意味著能夠充分發(fā)揮其個人潛質，滿足自我實現的需要。正是這一事業(yè)將雇主和雇員聯(lián)系在一起，當雙方用友好合作、互相幫助來代替對抗和斗爭時，就能通過共同的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創(chuàng)造出比過去更大的利潤，企業(yè)規(guī)模得到擴大，相應地，雇員工資也得到提高，滿意度增加。泰勒在美國國會聽證會上說：“科學管理的實質是一切企業(yè)或機構中的工人們的一次完全的思想革命——對工人如此，對管理中的工長、廠長、雇主、董事會也是如此，總之，是對所有人和所有的日常工作問題責任上的一次完全的思想革命。若是沒有了覆蓋所有人和所有事的在思想上的一次完全的革命，科學管理就不會存在。”然而，科學管理沒能真正完整地、徹底地付諸實踐，這是因為泰勒生活的社會體制禁錮了他的智慧，其所期待的思想革命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的牢籠中實現，最終變成了一種更巧妙的剝削方式。

擁有中華文化圣道智慧基因，有著修行文化的中華企業(yè)領導者，則悄悄地實踐著思想革命的精髓。通過對一些案例的研究，我們發(fā)現了那些踐行“自利+道德+情義”三位一體模式的企業(yè)悟道者。

一位華人企業(yè)家在澳大利亞接手一家餐廳的案例就非常典型。在接手之初，這家地處旅游勝地黃金海岸的餐廳受疫情影響經營困難，加上餐廳員工多為家境富足的留學生、移民群體，本就上進心不足，而餐廳老板為避稅采取了一些“巧妙”的手段更是使得其與員工關系緊張，可謂“內憂外患”。接手餐廳后，這位企業(yè)家將綜合價值共同體的構建作為突破這一困局的首要抓手，將“打工者”的個人訴求與餐廳的未來價值統(tǒng)一起來。先將崗位按價值貢獻進行分類，然后大家共同討論企業(yè)對各個崗位的價值需求，確立了每個崗位的最優(yōu)化功能、崗位責任人及其崗位的價值權重。崗位的價值權重關系到該崗位的貢獻率以及除工資外能夠獲得的餐廳經營利潤分配的比例。由于把利益拿到臺面上來正式討論，開誠布公，暢所欲言，并要求大家做有建設性的發(fā)言，很快就達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共識，而不是表面答應事后掣肘。最終，以整體價值100%為準，大家達成共識，廚房有關崗位作為價值創(chuàng)造部分占整體的50%，其中大廚占8%，二廚占6%，等等。如此一來，每個人在功能模塊中所起的作用與最終的企業(yè)效益形成了鏈接，價值共同體就構建起來了。不過，此時還沒有達到綜合價值和最優(yōu)價值生態(tài)的高度。

有了這一基礎，之后共同確立運營制度的過程就變得順理成章。與單純由領導者、高管層制定制度再向下推行的典型做法不同，這家餐廳的運營制度也都是員工們共同討論確定的。由于崗位權重和餐廳的利潤分配掛鉤，每個人都想要充分發(fā)揮自己這個崗位在價值共同體當中的作用。“我要展示最好的自己，我要為客戶和同事創(chuàng)造最優(yōu)的價值”，大家經過反復討論，共同制定出了每個崗位的最佳流程，解決了企業(yè)內部如何實現最高效協(xié)同，如何讓顧客最滿意、最舒服等問題。大家心往一塊兒想，力往一塊兒使，人人都很有干勁，很快構建起了一套充滿奇思妙想的服務流程。真可謂“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只要方法得當，人人都是“事前諸葛亮”。

有了服務流程該怎么考核，怎么能讓大家樂此不疲？這涉及一個提升人性的方法——積分制。把服務流程按工作態(tài)度、工作能力和工作業(yè)績三大方面進一步細化拆分成小的考核項，這些考核項目共同構建了每個人的服務行為，然后對每個行為進行標準化，標準同樣由大家共同討論確定。更重要的是，激發(fā)大家的“工匠精神”，把小事做成精品，以做事體現人品，把普通的工作做成讓人尊敬的工作，通過做事打造精神的“新我”。確定考核機制后，每天由主管和自己共同打分，從而確定積分，每個月兌換為總積分，達到一定的積分檔就能在基本工資之外，依據崗位權重獲得一定比例的經營利潤分配，最終收益遠超當地平均工資。積分定檔的關鍵是“只設標準不設名額”，只要達標就可兌換，沒有名額限制。如此一來，每個人的競爭對手不再是同事，而是昨天的自己。更美妙的是，只要財力足夠（這根本就不是問題，因為這一切的財力來自大家創(chuàng)造出來的價值），積分檔位可以上不封頂。這就意味著每個人進步的空間是無限的，“只有想不到，沒有做不到”。

為了保證積分制的公信力，積分打分又融入了信用體系，比如對上級主管打分有異議，可以申訴，如果主管懷有惡意故意打低分，主管本身的積分就歸零。自己犯了錯，限期主動上報，被上級主管發(fā)現就要處罰。上級主管如果發(fā)現問題沒有主動提供幫助、予以糾正、采取有效措施也會受罰。如此形成了層層向上而非向下追責，包括老板本人都納入積分體系中。此外，自己打分的部分還包括自身的學習、提升，需要提供證據。如果虛報分數，在定期抽查中被發(fā)現的話，之前的積分全部歸零。有了信用體系，打分準確度高達95%，這也就證明了大家都沒了投機取巧的心思。于是，在這樣的流程中，人人都在做最好的自己，在為自己增加積分的同時也在為別人創(chuàng)造價值。就這樣，“你我”的思維、行動和利益訴求的圍墻就被徹底打通了。

在此之前，餐廳受到諸多抱怨，處于虧損狀態(tài)，靠政府補貼過日子，按上述方式正式運營一個月后就實現了平本（經濟性），之后更得到了顧客的一致好評，名聲傳遍整個澳大利亞（精神性）。顧客感受到了每位員工發(fā)自內心的喜悅，被他們營造的正能量吸引，甚至轉而主動為這家餐廳提供幫助（外部客戶轉成內部性力量）。經營初期，廚師出現問題后就走了，顧客一起幫著找廚師；一位工人打扮的建筑公司老板感受到了服務員發(fā)自內心的尊重，沒有因他弄臟座椅、有礙觀瞻而歧視他，居然以低于市場價近10萬澳幣的價格提供了吧臺改造服務……不僅顧客發(fā)自內心喜歡這里，這里對人才也很有吸引力。員工說：“在這兒工作我感覺到能夠把后背交給我的同事。”這里沒有鉤心斗角，每個人都在想盡辦法發(fā)揮崗位功能，讓餐廳更好，幫助餐廳解決問題，實現它的最優(yōu)化價值。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利益相關者共同建設出來的“綜合價值的良性利益生態(tài)”，是超越了狹隘利己的一種“自利利他、道德堅守、情義增值”的新型企業(yè)利益模式。

當低維心智的視野和行動的慣性困住了人們的智慧，一切為個人謀利的努力就會變成徒勞的掙扎和自我的持續(xù)貶值。當人們突破了狹隘利益的屏障時，所有的小草都襯托著鮮花的美麗，飛舞的蝴蝶又在幫襯著完成一次次的授粉和美麗的繁殖。此時，鮮花不再孤芳自賞，開始微笑著向著小草和蝴蝶祝福。這種田園詩般的景象才是人類的利益生態(tài)的真相！為自己私利努力的人們，只有在悟道的途中才能發(fā)現秘密：走出小我，構筑綜合價值的良性利益生態(tài)，完成人生利益的全部價值良性增值的圓滿！